2011反收買新聞校園講座：政治大學

2011反收買新聞校園講座：政治大學

傳播學生跨世代對談
紀錄：沈昆賢

四月最後的禮拜四，是大學生期中考 的生死大關。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台灣新聞者協會敲定此時進行【2011反收買新聞校園講座】的第一場講座：「傳 播學生 跨世代對談」其實面臨了很可能乏人問津的窘境。然而，在政治大學這個傳播重鎮，這樣難得的講座却大大的發揮了影響力，吸引了不少同學到場聆聽傳播學界的資 深老師─翁秀琪教授，與她昔日學生：前中時記者黃哲斌及傳學鬥的田育志的精采對談。不僅僅是新聞系的同學舉班前來聽講，也有不少非本科，甚至是外校的同學 一起參與這場活動。以下記錄了這場對談的內容，提供給未能到場的朋友做為參考。

講座開始時，活動的主持人翁秀琪老師首先帶來了一段生動的開場，除了介紹與談人，也簡略描繪了她所經歷的成長過程。「今天我們這邊有六字頭、四字頭，還有 二字頭的年齡！我都已經六十歲了！」她笑著說道。身為政大1970年代畢業的校友，她帶著我們回到約莫四十年前的校園，描述了那「每個月必須到四維堂參加軍 訓和集會」的威權年代。那時，無論是校方或是媒體上司都強烈的「希望」學生們入黨，雖然學生進入媒體業（那時以中央社、中央日報為大宗）這句可以刪除， 在某些媒體(例如當時的三家電視台)能夠「單月領單 薪，雙月領雙薪」，但工作卻相對的沒有新聞自由可言。「那時在各大媒體，有支熱線直通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文工會！」這和現在的媒體行業可是大不相同。比起現在的新聞自由，以前 的環境確實是更為險峻。然而，她也語鋒一轉的提到，現代的媒體業雖然沒有了政治力的干涉，卻因大量的小媒體叢生進而分割廣告大餅，使記者的薪水銳減。在記 者的生態上，這樣的改變造成了不同的困境，也相當值得我們探討。

在翁秀琪簡介完過去的年代後，1965年出生的黃哲斌緊接著介紹自己。 「我以前只有翁老師的課不敢翹！老師很兇的！可是當然也影響我們最深！」曾是 翁秀琪學生的政大校友黃哲斌笑著說。除了提到以往的師生關係對他在職業生涯中有相當影響外，他也表示梁啟超「文人有一支筆就可以幫助社會」的理念是促使他 就讀新聞科系，並且進入報社工作的重要因素。然而，開始在中國時報工作後，他的理想却不盡然符合在學時的期望，也體會到與翁秀琪完全不同的時代感受。「我 們的年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他引用雙城記的名句說。戒嚴的解除一方面給予了這個年代新聞自由，却也讓媒體開始泛濫，利潤減少。甚至，記者的年 終獎金一年可以下降兩個月份的薪水。在政治力還是對媒體有掌握度時，金錢價值卻也開始控制媒體內容─記者們可以為了要賺取更多酬勞，以對價出售的方式售出 新聞！「這是一個從新聞局到新台幣的媒體時代！」黃哲斌既打趣也帶諷刺的說道。他已經分不出究竟是政治力的箝制還是以拋售新聞做為考績何者更為可悲。或許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體悟，方使他義無反顧的辭職，投入反收買運動。

1988年出生的田育志，目前則是政大新聞研究所的學生，也曾受教於翁 秀琪。他提到，自己在大學時，由於就讀財經科系，所以對現代商業力量決定一切 的現象相當有感觸。也正是這樣的體悟，使他加入了已成立16年的傳播學生鬥陣，並且願意就讀新聞所來試圖扭轉這樣的情勢。由於和在場同學身處同一個世代， 他和現場的同學們說：「有一天，我們都要跨出業界。」他認為學生們不可以在進入業界後，仍然受制於商業力量之下，而不知什麼才是正確的新聞倫理。他舉了 「我們還要新聞系嗎？」這篇當紅的文章做為例子。如果記者們可以這樣侵害新聞倫理，或許正如這篇文章所說，新聞系的教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他認為，我們 必須追尋式微的典範，再度創造即使如翁秀琪所成長的戒嚴時期仍然存在的新聞工作者的尊嚴。

延續著田育志的熱忱，主持人翁秀琪將話題導向「置入性行銷」這個近來最嚴重的媒體問題。她認為，若以自由主義的脈絡來看，媒體本該是「第四權」，應以監督政府的作為為職志。然而，使用置入性行銷手段的政府跟企業却以收買新聞的方式連帶收買了記者本身，使他們收了錢後「拿人手軟」，完全喪失了公正獨立的監督 權。翁秀琪舉了她的年代中，聯合報記者徐瑞希的案例作為例子。徐瑞希由於報導了對報社老闆的朋友不利的新聞，而被老闆開除。這個內部新聞不自由的案例，在 今天仍然藉由置入性行銷的形式在發生，只是壓迫者變成了以錢收買新聞工作者的企業。「我們念茲在茲的就是新聞自由啊。」翁秀琪說道。然而，置入性行銷却持 續的對記者的尊嚴和中立造成傷害！

黃哲斌緊接著以他2000年後轉入中時電子報的經歷作為例子。他回顧，置入性行銷在那時已經悄悄的入侵網路新聞，但中時廣告部在那段時間還暫且不敢 明目張膽的要求置放收買的新聞。「有大客戶想把促銷登成新聞……」他們會害羞的向黃哲斌等新聞編輯們要求。那時的編輯部，還可以捍衛新聞倫理，悍然拒絕刊 登商業消費資訊。然而，隨著各大媒體開始屈服於置入性行銷，廣告部的態度也日漸合理化，成了「嘿，這篇是業配喔，要登。」在被任意要求，被強制的登出不該 登的新聞的情況下，黃哲斌漸漸的連新聞自主調查的工作樂趣都沒了。「這就好像一方面在監督花博，一方面卻又在另一個版面拍郝伯伯的馬屁一樣。」最後，由於 無法忍受這種精神分裂式的產業，黃哲斌也只好以辭職抗議。

田育志則接著以其學生的觀點分享他對置入性行銷的看法。由於「業界已經喪失了 學校能提供的倫理教學」，所以他選擇進入傳播學院，拾回喪失的倫理。他 認為，新聞跟行銷絕對不能劃上等號，否則人人都可以當上記者，以獲利導向來報導。這時，記者就不能被稱為記者，而是「妓」者。但，年輕的他同時也對未來抱 持希望，認為每一個有正確認知的種子一起集結力量，就能突破置入性行銷的限制！

翁秀琪延續了這股改變的希望，介紹了許多的NGO給現場的學子，包括了從媒體改造學社、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以及田育志所屬的學生團體傳播學生鬥 陣。黃哲斌則是進一步的闡述他在社會運動界進行的反收買運動。不僅有補足公部門法律漏洞的政治運動、阻絕商業購買的消費者權益運動，還有以讀者壓力進行無 形監督的公民運動。除了這些運動，他也認為媒體必須學會自律，並且有更多了解新聞倫理的清流進入媒體，才能從內部進行真正有效的改革。因此，他鼓勵現場的 學生不要害怕進入媒體產業工作。「如果你被要求作一件業配，你就在平常寫更多支持弱勢的報導，作好自己，等到有能力的時候再來改變！」他鼓勵道。而在這些 巡迴講座的推廣中，相信也會有更多潛藏的未來記者會有正確的想法，進而像田育志期許一般，集結起改變的小力量，讓媒體界更加的公平、合理！